Seeking passage c2

姚德義

Home

Home在後現代的思想中只是作為一個metaphor，但是在Rebecca詩性風格的autobiography中，Home成為一個真實的place。當然place作為Derridar意圖解構的原型書寫，的確很適合用來象徵西方傳統哲學中那種「在場」（ousia）的形而上學。但是卻往往增加了理解上的困難，更何況Home只具有Heiddger那種親近的區分的同一性，也就是維根斯坦所說的「家族相似」，家人與家人之間並非是沒有差異的等同，而是具有差異性的同一。因此，Home作為在場的隱喻，實際上還是有點距離。

Detachment

Detachment即是要從在場的形而上學轉向為不在場的nomading。因為在場意味著一種牛頓式的時空，一種機械式連帶的社會結構，一種確定的身份標誌，一種固著的政治立場，一種明晰性的實證主義認識論，一種模仿的方法論，一種再現的真理觀點。當笛卡兒將這種在場性賦予「我思」的根據之後，西方哲學變成一種主體的形而上學，從一種客觀理性轉變成一種主觀理性，客觀世界變成自我的演繹，從邏格思中心變成人類中心、歐洲中心、我族中心、自我中心。Derridar的解構主義延續海德格對西方形上學的批判，提出一種不在場的書寫，正是要去除中心，去除封建部落主義的畫界，去除身份上的標籤，漂流、出離、尋渡正是要跨越這種邊界。

Pause

位置的原型書寫即標誌著在非本源的起源之處即已經是差異的了，意義是延異的蹤跡。Place是一種空間上的差異，trace是一種時間上的差異，意義彷彿是一個不斷擴張的宇宙，只會更加豐富，不會停滯死寂。向死而生的生命彷彿不斷擴張的宇宙，顯示一種線性的特徵，我們就pause在這條線上的一個點上。生活如果沒有一些discursive的話就不可能是一種棲居，Home也許正是我們pause的居所。Seeking Passage

波特萊爾認為現代性意味著一種過渡，當下的時間性即具有這種特徵，passage也具有這種特徵。德里達將人文本化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終結主體這個笛卡兒的幽靈。不過在Rebecca的Seeking Passage還保留著一個意識的主體在閱讀與書寫，這究竟是Rebecca超越了Derridar呢？或是主體根本無法終結，我們經常聽到的「一動不如一靜」這樣的交談，是不是說明了人和制度的這種惰性。Self-autobiography

德里達用自我書寫的文本化策略來終結自我的主體性，是否比他所欲超越的「言說」更少邏格思？不在場是否比在場更具倫理的正當性？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伏爾泰說的：語言不是用來表達思想與情感的，語言是用來隱藏的。德里達的文本化策略好像又將語言本質化了。因為海德格：語言的本質即是本質的語言。這恰是一種本質式的語言，他繼承了索緒爾語言學的差異性概念，卻棄置了索緒爾側重對話性質的言說，而輕文字性的語言。德里達對索緒爾的這種揚棄不見得就是一種超越。說話一般而言比書寫更少能夠欺騙，因為在說話的過程中，顯現的不只是聲音，說話者也同時顯現。Rebecca在這裡似乎修正了海德格和德里達那種本質的語言學觀點，改採一種工具主義的語言觀點。Nothing may be knowing of experience before language （本質的）since it is language that mediates between the world and our knowledge of it（工具的）.

在一與多之間擺渡的教育

後期的海德格大概知覺到Dasein有向笛卡兒的ego cogital傾斜的風險，因此，在《面向思的事情》及《邁向語言之路》等後期著作中，逐漸賦予sein一種具有公共性意涵的大道、道說的主張。德里達還是從《存在與時間》去把握此在，但是將說改成寫。加達默爾則把握了後期的海德格，以一種經驗的綜合判斷來整合零散的意見。這種路徑上的差異恰恰應驗了海德格思想中的二重性，他們兩人在巴黎的那場對話，也恰恰是海德格自身的對話。其實說得更明確一點，那是自巴門尼德斯以來一與多的辯證。明末清初的翻譯家嚴復將密勒的On Liberty翻譯成《群己權界論》，實在是洞悉了西方哲學的堂奧。從這個角度來看，德里達和加達默爾其實也都是在一與多的道上漂流。而各個階段的教育似乎也是pause在這路上的各個驛站罷了。我們可以清楚地看見，1987年以來台灣的教育改革從柏拉圖航向笛卡兒的trace，而那恰恰是一種在場的形而上學，教育改革的後果就顯現在那「霸凌」的主體上，他身上貼著後現代非理性的標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