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anving and home- sean

Seeking passage ch2

Leaving Home

可憲 2011/03/11

‘Leanving’ and ‘home’

它就是我的世界，別的我都不要。它有的才是我值得有的，它沒有的也不值得我去找。（柳林中的風聲，頁31）

《柳林中的風聲》（The wind in the willows）和《秘密花園》、《愛麗絲漫遊奇境》三部被譽為世界三大最受兒童喜愛的童書，其作品背景分別是「Nature」、「Secret Garden」和「Wonderland」。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原來孩子們心目中最喜歡的是關於自然的、神秘的和奇幻的背景脈絡（空間）。《柳林中的風聲》是作者葛拉罕（Kenneth Grahame, 1859-1932）當初為他的獨生子所講的床邊故事，後來成為膾炙人口的童書經典，文中所描述的河流則是作者的家鄉，以泰晤士河作為故事鋪陳的假想，他常常在那裡走動，親近森林和小動物們。

《柳林中的風聲》一書描寫生動的不只是河流，還包括有森林、陽光和對溫馨安定生活的喜愛，一種對家的感情抒寫，這是Grahame成功的地方，也是最吸引成人的地方，而有趣的故事內容則是孩子們的最愛。

Rebecca明講使用《柳林中的風聲》一書作為passage（p.30），引申帶出「The River」符號表意作為本章書寫的隱喻，透過水鼠的話來描述「家」（home）的蘊意，採用第一人稱書寫，蘊含故事氛圍於文中，讀來頗有畫面感，這樣的書寫手法須掌握的重點是，引用得宜與否，這也是經典是否足以稱為經典的意義之一吧！而Rebecca或許正是受到Grahame在故事中所強調的人類永恆的愛與信心的吸引，認同愛來自家的召喚與嚮往此一核心概念。

一、本文貢獻

1. 重視自然生態保育：舉《柳林中的風聲》的情節意境為鋪陳，雖然這本書談的是離家與家的召喚，但描寫的脈絡皆以大自然為背景，主角為水鼠、鼴鼠、蛤蟆和獾等動物。此與Rebecca所持ethical的觀點相吻合，去人中心的生活態度，取而代之以萬物生靈為中心，達到更和諧完滿的生活景緻。

2. 肯認經典文學的價值：不一定是生硬難懂有距離的成人文學，在童書的領域中找尋到的養分往往更純淨、更直接。

二、核心文旨

1. 家與歸屬感：Rebecca認為學習與成長都必須離開溫暖的巢穴。離開家，而家其實無所不在。回歸是為了出離，出離是為了回歸。沒有leaving home，就沒有被召喚、被需要的召喚，此一被家召喚的感覺不失為一種啟蒙。出走反而更接近家，例如當兵、漫遊、旅人......

2. leaving home：在這裡有leaving與home兩個符號意義，儘管作者一再說明leaving、detachment及nomadic的特性及在教育上的重要性，而顯然強調的還是心靈上home的意義。標記「家」的同時顯然也預告「出離」的可能性，一種未確定的冒險啟程隨時開始。哪裡溫暖哪裡歇，那就是家的所在。（對我而言，哪裡有咖啡，哪裡就是家；哪裡有溫泉，哪裡就是家）

3. 外在家vs內在家：Rebecca從女性觀點，強烈控訴「外在家」的形式，而肯認「內在家」的強化。Rebecca稱出離必然受苦，以獲得成長、改變/反思以及活得更倫理（p.37）。肯認游牧式的漂流與出離，呼應了seeking passage的意涵，蓋為了成長、為了生存。如何面對detachment並關注這世界，作者以問句。Detachment，我們從出生以來就一直在學習leaving home，人生的旅程裡我們轉變許多種角色，這些也是一種出離。

4. Autobiography as a passage：本文的書寫即是企圖在translation, curriculum, and autobiography這三個措辭（terms）中找到其間的passage，透過三者思考離家的經驗。並認為從自傳中可獲得此一轉化的呈現（p.29）說穿了，主要是站在女性自傳的敘說中，進行對「家」的控訴。

三、書寫方式 、策略

1. 別開生面：提供論文書寫的另一種示範性作用。夾敘夾議，用文學談教育，用故事營造氣氛，可謂在嚴肅的學術殿堂裡注入一股溫馨閑雅的暖流。

2. 充滿畫面：以文學故事為隱喻，抒懷表志，充滿了畫面感、嗅覺與味覺等。唯若沒看過作者所引用的故事《柳林中的風聲》，則讀來感覺如何，令人好奇。

3. 寓意於河：人類是逐水草而居的動物之一，兩河流域孕育出許多人類文明，說哪裡有河，哪裡就是家也不為過。對其他動物而言，有水的地方就是家，但這是外在的表徵。

離家出走後「轉型的展演」：主體的剝離與客體的創造 by March

Seeking Passage：Post-Structuralism, Pedagogy, Ethics Chapter 2
我自己也是一個難以和家決然割離的傢伙，離家前我會深情地徹底打掃房子，回家時我會將行李視為髒東西擱在門口進進出出地整理，直到一切回到原來離家前的舒適狀態，我才會感到踏實與心安。但一旦這些回家的儀式完成，我又會開始追想起旅行中的吉光片羽，想起那些陌生的遭遇和異地的風光，然後花一些時間將旅行日記以回憶方式寫下來，熱情地排列那些曾有的美好的記憶，書寫旅行的過程確實會莫名地又帶動我這個不愛離家的傢伙，默默計畫下一次的旅程。

閱讀Rebecca的第二章Leaving Home，如同後結構主義學者常將研究者視為作者一般，Rebecca將自己現身散落在文章的各處，書寫離家的痛楚：「這是有關提問，有關想知而未知的，有關於思想，關於理念，關於文字，關於這個世界，這個宇宙，和我自己。它讓我遠離家鄉，和我的河流，走向一個無法連接的家。那是一個深切地沒有安身之處的地方。雖然過程中的快樂超出了我所有過的經歷，但是非常非常地孤獨。」；但她也勇敢地提建「出離」(detachment)做為一種轉型展演(transformative performance)的生命文本其對於個體、社會與教育世界的創造性意義：「現在，作為對教育動態生成的過程感興趣的學者，我發現自己回想那動人的水域，我的過去依戀在那裡，和離開那水岸之痛苦過程，回想當我成長進入未來，我也曾夢想做為一個孩子。在我的工作中，我把來自於自己的生命的問題做為一種接綴的手段，以使我們的心獲知並明白，在教育裡該做些什麼。」

Rebecca說作為人類，我們訴說我們的故事，為了給自己給他人，為了學到一些東西。我們告訴我們的朋友，我們的父母，我們的愛人，我們的孩子，我們的學生我們所做的，我們如何生活。我們要求他們聽。我們教他們了解自己。而我們這樣做，有時好，有時不好。總之，我們創造自己為別人和自己，重要的是，我們注意在乎這個過程。

她說這種特殊的寫作是一種企圖，企圖尋找在「轉譯，課程，自傳」三界之間的渡口，通過離家出走的經驗，她正在尋找一種方法，使這個在她生命中具有特別意義的經驗能有道理，體驗離開一個我愛的地方，為了去訴說其他別的事物，一些關於我對這些移動的交託，以及教育生成的過程。她更進一步論述自傳寫作是一個我的生活點點滴滴的轉譯，因為在轉譯下文本永遠不會停止在母語的“家”中，它必然也是一個離開。

Rebecca要我們嚴正地看待生命出離與自傳的寫作，我們自己的生活作為一種過去已逝去者的再現，然而，當在這另外的轉譯中，此結果是從未只有一個純粹的重複，它總有差異地移動著我們的情感，就如同從這個地方到了另一個地方。這將呼應德希達(1985)：「當轉譯時，我們盡量重複一個嚴謹的原始文本的型態，自傳可以被理解為一種「 轉型的展演 」。

我所觀察的後結構主義的理論中，自傳似乎是一種「方法論」的展開；所以作者也在文中論及，自傳做為轉譯就是這一類的出離，從一個文本移動到另一個，以及從一個心理體驗或自我認識到另一個地方。這樣的行駛過程中可以打開的敏感性給自己帶來的歡樂和痛苦，以及感受他人的經驗，因此導入生活新方向的可能性。這種開放性的創造以進入更美好的世界和一個更合乎道德的生活方式，通過提問或問題本身投注精確地專注力，(包括那些我們自己的生活)，那便是教育的循環運行。因此，Rebecca說：我看到了利用自傳作為一種方法去思維教育。

但是以後結構主義的觀點進入方法論的結構中，似乎仍然有許多潛伏的不確定性，作者很誠實地討論所有離家和賦歸,出離和連接的種類,與我們生命的階段的記號,然後如何移動以創造它們，並且她也想到了這個移動做為它發生在教育的關聯，但是她不能肯定這目的是精確無誤的，只是隱約知道這個獨有的轉譯旅程是與我自己的教育有關的。許多精彩動人的生命傳記文本確實會觸動他者的心靈，起到一個潛在的教化作用，但是若要做為一個學術性的研究方法而言，相信不只是純粹地重述主體的歷程：「那麼我們告訴我們的故事，我們製造自己的地圖和我們的花園，我們設計我們的生活空間裡，我們創造我們的儀式，產生有意義的關係，彼此依附和我們召喚為家的特定地區。」

如果自傳做為教育工具，需要能「容納他者」，我們是否該先將「他者」的位置空出，如作者之預想能：透過與真實的心理體驗使它變得多層次，複雜性，不斷改造，從而在不斷變化，那麼也就能如同文章中所提的：我們寫我們與地球和對方的關係。

自傳是一種自我出離的過程（Martusewicz,2001）。在每段出離的過程中，將在某地安置視為一種暫停，到達任何地方，取決於這樣一個暫停，暫停意味著又一舉措，如此產生一個重複的動作，一個新的出離，它也使我們與設限的邊界被劃去，我想這應當也能造成「讀者或他者」位置的「創造性」，畢竟自傳是不可能是一個人真實生活的完全再現，這些頓點，讓自傳展現出其特有的故事性、想像性、創造性與自我敘說性的特質，也能涵養教育轉譯的可能性。

主體與客體的生命交流，就如同Rebecca摯愛的那一條河，她真實地流過腳下，但最終的意義應在於召喚主體夢迴故鄉後，昇華為客體能夠想像與崇愛的新大河之歌，繼而淘洗那些「什麼尚未得到但不值得擁有的，什麼是不知道也不值得知道的」。

目前台灣教育上長期的僵化固著，在美國的Rebecca說我們都必須願意採取閃電般的認真，從事轉譯，從而重新創造，去改變我們的生活，我們必須願意去思考 即使在我們有離開家的安全上的風險。在任何情況下，我們始終在這離開的過程中。但她也擔心當我們要求學生離開的安全性和舒適性的意識上的家園，學生將有強烈的敵意和恐懼，我們如何在我們離去時能看顧其他已存在的事物？我們如何面對離開時的焦慮和悲傷？我們如何背離那些對世界而言是不健康的，如何促使我們移動走向更好的生活方式？Rebecca說這些問題，我們必須問自己和我們的學生。我也想問：身為教育者如何在帶領孩子成為心智的冒險者？ 如何去教從事這種離家後轉譯的過程？如果教師本身就是一坐固定不動的島。

Seeking passage c2

姚德義

Home

Home在後現代的思想中只是作為一個metaphor，但是在Rebecca詩性風格的autobiography中，Home成為一個真實的place。當然place作為Derridar意圖解構的原型書寫，的確很適合用來象徵西方傳統哲學中那種「在場」（ousia）的形而上學。但是卻往往增加了理解上的困難，更何況Home只具有Heiddger那種親近的區分的同一性，也就是維根斯坦所說的「家族相似」，家人與家人之間並非是沒有差異的等同，而是具有差異性的同一。因此，Home作為在場的隱喻，實際上還是有點距離。

Detachment

Detachment即是要從在場的形而上學轉向為不在場的nomading。因為在場意味著一種牛頓式的時空，一種機械式連帶的社會結構，一種確定的身份標誌，一種固著的政治立場，一種明晰性的實證主義認識論，一種模仿的方法論，一種再現的真理觀點。當笛卡兒將這種在場性賦予「我思」的根據之後，西方哲學變成一種主體的形而上學，從一種客觀理性轉變成一種主觀理性，客觀世界變成自我的演繹，從邏格思中心變成人類中心、歐洲中心、我族中心、自我中心。Derridar的解構主義延續海德格對西方形上學的批判，提出一種不在場的書寫，正是要去除中心，去除封建部落主義的畫界，去除身份上的標籤，漂流、出離、尋渡正是要跨越這種邊界。

Pause

位置的原型書寫即標誌著在非本源的起源之處即已經是差異的了，意義是延異的蹤跡。Place是一種空間上的差異，trace是一種時間上的差異，意義彷彿是一個不斷擴張的宇宙，只會更加豐富，不會停滯死寂。向死而生的生命彷彿不斷擴張的宇宙，顯示一種線性的特徵，我們就pause在這條線上的一個點上。生活如果沒有一些discursive的話就不可能是一種棲居，Home也許正是我們pause的居所。Seeking Passage

波特萊爾認為現代性意味著一種過渡，當下的時間性即具有這種特徵，passage也具有這種特徵。德里達將人文本化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終結主體這個笛卡兒的幽靈。不過在Rebecca的Seeking Passage還保留著一個意識的主體在閱讀與書寫，這究竟是Rebecca超越了Derridar呢？或是主體根本無法終結，我們經常聽到的「一動不如一靜」這樣的交談，是不是說明了人和制度的這種惰性。Self-autobiography

德里達用自我書寫的文本化策略來終結自我的主體性，是否比他所欲超越的「言說」更少邏格思？不在場是否比在場更具倫理的正當性？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伏爾泰說的：語言不是用來表達思想與情感的，語言是用來隱藏的。德里達的文本化策略好像又將語言本質化了。因為海德格：語言的本質即是本質的語言。這恰是一種本質式的語言，他繼承了索緒爾語言學的差異性概念，卻棄置了索緒爾側重對話性質的言說，而輕文字性的語言。德里達對索緒爾的這種揚棄不見得就是一種超越。說話一般而言比書寫更少能夠欺騙，因為在說話的過程中，顯現的不只是聲音，說話者也同時顯現。Rebecca在這裡似乎修正了海德格和德里達那種本質的語言學觀點，改採一種工具主義的語言觀點。Nothing may be knowing of experience before language （本質的）since it is language that mediates between the world and our knowledge of it（工具的）.

在一與多之間擺渡的教育

後期的海德格大概知覺到Dasein有向笛卡兒的ego cogital傾斜的風險，因此，在《面向思的事情》及《邁向語言之路》等後期著作中，逐漸賦予sein一種具有公共性意涵的大道、道說的主張。德里達還是從《存在與時間》去把握此在，但是將說改成寫。加達默爾則把握了後期的海德格，以一種經驗的綜合判斷來整合零散的意見。這種路徑上的差異恰恰應驗了海德格思想中的二重性，他們兩人在巴黎的那場對話，也恰恰是海德格自身的對話。其實說得更明確一點，那是自巴門尼德斯以來一與多的辯證。明末清初的翻譯家嚴復將密勒的On Liberty翻譯成《群己權界論》，實在是洞悉了西方哲學的堂奧。從這個角度來看，德里達和加達默爾其實也都是在一與多的道上漂流。而各個階段的教育似乎也是pause在這路上的各個驛站罷了。我們可以清楚地看見，1987年以來台灣的教育改革從柏拉圖航向笛卡兒的trace，而那恰恰是一種在場的形而上學，教育改革的後果就顯現在那「霸凌」的主體上，他身上貼著後現代非理性的標籤。